认识社会历史，阶级分析是重要的理论方法。这一历史认识的原则，影响中国史学界长达数十年之久。现今一些中青年史学家对阶级斗争观念持冷漠态度。其实，社会阶级或者说社会等级的历史性存在，是不可抹煞的事实。不取用公式化、贴标签式的简单做法进行社会阶级分析和社会等级考察，才是史学研究的正当路径。中国传统史学重视“阶级名位”（《后汉书·文苑列传下·边让》）的区别。史书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：“有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，异尊卑之礼，使高下有差，阶级踰邈。如此则骨肉之恩生，觊觎之望绝。”（《三国志·吴书·邵谭传》）西汉时期的政治史学者贾谊的《新书》卷二专有《阶级》一节，其中讲述阶级等级对于社会政治建构的重要：“高者难攀，卑者易陵，理势然也。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，内有公卿大夫士，外有公侯伯子男，然后有官师小吏，施及庶人，等级分明。而天子加焉，故其尊不可及也。”社会结构稳定的基本秩序，就是这样形成的。 瞿同祖的《汉代社会结构》是通过考察社会等级、社会层次来认识和理解汉代社会史的。对于汉代社会性质的真确“理解”，自然有必要进行“社会结构”的探讨。瞿同祖写道，“汉代社会存在许多阶级，每个阶级就是这样一群人，这些人出身于身份或者——借用马克斯·韦伯和其他一些社会学家的术语来说——等级地位（status position）大体接近的家族”。瞿同祖说，“阶级的存在可以如下几种方式表现出来”，第一条就是，“社会上存在着约定俗成的价值标准，以这些价值标准为基础，整个社会形成了一套等级秩序，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被按照相应的标准来衡量，并且在这秩序中有特定的位置。”（第71页）人们进行等级划分的依据何在？在社会的层级体制中，对人们进行评价归类的标准是什么？瞿同祖列出了四个评价的标准：1.职业；2.知识（受教育的程度）；3.财产；4.政治权力。（第72~73页）他说，“身份、财富和权力的分配，是社会层级划分的三个维度。每个维度都以一种特殊的价值理念，在社会成员之中形成一个独立的层级秩序。但它们之间又彼此关联，共同表征着社会价值的分配和人们在层级之中的确定地位。”所以瞿同祖主张，“在研究社会层级划分的时候，所有这三个方面必须一并加以考察”。（第74页） 《汉代社会结构》一书在进行“社会层级划分”时，注重对“官僚阶级”的分析。正如卡尔·A.魏特夫在《前言》中所说，“（瞿同祖）基本上按照马克斯·韦伯（Max Weber）的路数观察中国社会的历史的。他同意韦伯的观念，认为中国的官僚是一个阶级（stand）”。魏特夫承认自己在这方面与瞿同祖见解不同，但是他又说，“在此我想郑重地重申瞿教授与我共同秉持的一个观点，那就是，在帝制中国（imperial China），社会权力结构的核心是一个处于统治地位的官僚集团（a ruling bureaucracy）。这个阶层与我们最初称之为‘豪族’（powerful families）的那种势力相辅相成，并且从中获得后备力量。”魏特夫还说：“关于官僚制社会（bureaucratic societies）‘贵族’（nobles）〔或者叫作‘士绅’（gentry）〕的研究，一直以来都在不断深入。但是，在这类研究里面，本书搜集的秦汉时期‘豪族’的材料，可以说是种类最丰富的。”“所有严肃的学者都会承认，瞿教授的工作在事实的考辨和整理方面，已经将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研究提高到了新的水准。”（第3页）书中第四章“阶级”的“官员”一节和第五章“豪族”的西汉“官僚”和东汉“官僚”两节，发表了一些有意义的论点。其中关于“官员可以利用他们的政治权力来扩充家产”（第178页），“一个官职经常会给人们带来某种权力，这种权力其实跟政治事务并没有直接的关系，或者就是在法定的职权范围之外”，官员“可以为了本人和家族的利益滥用手中的职权”，“可以利用权力垄断政府工程，或者利用自己的职权和个人关系影响其他的朝廷官员”，“官员不仅自己有权力，他的整个家族都会有势力，有影响”，“高官家的子弟升迁起来要容易一些”（第179页），“无论是现任的官员还是已经卸任的官员，通常都有一些共同的利益，也经常会声气相通，官官相护”（第181页）等观点，都符合汉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实际，对于整个帝制时代的历史，也指示了某种规律。至于对“官商相互为用以牟利的普遍模式”（第186页）的揭露则为某些当代社会现象探寻到了古久渊源。 分析《汉代社会结构》一书，首先会对瞿同祖先生的学术热忱和历史责任心深表敬意。不过还是应当指出，《汉代社会结构》中的有些认识存在着若干对材料历史价值的判断问题。瞿先生写道，“东汉时期记载宗族规模的史料相对要多一些。李通因为参加过反对王莽的暴动，所以有‘兄弟门宗’六十四人把南阳地方的官员处死。”（第17页）所据资料为“《后汉书》卷十五”。不过，讨论的主题，事在王莽时代，并非“东汉时期”。讨论平民中“士”的身份时，作者说，“士，之所以位居四民之首，原因在于，他们是惟一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群……”（第106页），此处似以说“单纯从事脑力劳动”为妥。在对妇女地位的论证中，瞿同祖先生说，“一般说来妇女都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，……皇帝和诸侯王的女儿却因为有公主的名号，就可以随着丈夫或者夫家地位的不同，拥有跟王、侯类似的政治地位。”（第66页）《汉书·高帝纪下》载录高帝十二年三月诏：“重臣之亲，或为列侯，皆令自置吏，得赋敛，女子公主。”《百官公卿表上》则写道：“诸王女曰翁主。”颜师古注：“天子不亲主婚，故谓之公主。诸王即自主婚，故其女曰翁主。翁者，父也，言父主其婚也。亦曰王主，言王自主其婚也。”张家山汉简《二年律令·置吏律》中明确规定：“诸侯王女毋得称公主。”显然，汉制“诸侯王的女儿”是否“有公主的名号”，仍是需要讨论的问题。 瞿同祖《汉代社会结构》的译者为邱立波先生。应当指出的是，译文简洁流畅，较其他若干种西文版中国古史论著的中文译本，优异之处显见。对于瞿著原文“原涉本人也曾经作过谷口县令，但他当时已经去官，并且再也没有当过官”的说法，特别有译者注：“后来在新莽时期，他又作过镇戎大尹。说他在离开谷口县令一职后，‘再也没有当过官’，是不确切的。”（95页）原涉除了“作过镇戎大尹”而外，其实还有“求为卿府掾史”，以及“文母太后丧时，守复土校尉，已为中郎，后免官”的经历。这里表现出的译者的史学修养和学术责任心，都是令人敬佩的。